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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范文篇一
人文社会科学的宫哲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兵宫通过出土 文献 的哲兵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试验室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宫哲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兵宫“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哲兵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middot;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mdash;mdash;mdash;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middot;和谐middot;发展mdash;mdash;mdash;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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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书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女书”文字记录的是江永土话基础上的妇女群体语，一般人认为它属汉文异形字。但它是否属“汉字文化圈”，则有分歧。有人以“女书”有近半数字符是从汉字蜕变而来为据，认定它是借源于方块汉字的一种“变异”的系统再生文字。反对者则认为，笔画及其组合结构的异同，是判定不同文字之间有无源流关系的直接依据。“女书”与汉字楷书相比，基本笔画不同，笔画结构和语言功能都迥异有别，而且“女书”中遗存的象形字、会意字均与甲骨系文字大相径庭，因此“女书”文字的源头绝非普通汉字。
“女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探索勾起人们久远的联想。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此外，一些专家考察“女书”流行地区的地理，历史，人口民族成份和民风民俗状况，认为“女书”是受民族融和、移民文化影响的古老瑶族文字。瑶族曾有自己地语言，但是否曾有自己的文字，这正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关于女书的起源，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也不是一种，在江永流传较为广泛的有四种：
第一种
相传女书是瑶姬借用天书改编过来的
瑶姬是谁？瑶姬是王母娘娘的幺女，名叫幺姬。后因下凡游览人间，迷恋上江圩普美村的秀丽风光，便偷偷地住了下来。因王母娘娘的仙境叫瑶池，因此她告诉凡人：她的名字叫瑶姬。
瑶姬不仅花容月貌，而且聪明伶俐，深得王母宠爱。平时瑶姬的言行举止，活泼任性。她要做的事，谁也不敢阻拦，就是王母也得让她三分。一天清晨，宫女们都未曾起床，瑶姬却早已梳洗完毕。掀开霞帐，推窗启户，只见人间一派明山净水，鸟语花香，田园阡陌，泉美林秀，炊烟袅袅，人流熙熙攘攘，比起天宫要自由得多。瑶姬早想离开烦闷的天宫，寻一清静处逍遥自在。如今下界的美景展眼前，撩得她心神激荡。她决计到那里去探个新奇。于是瑶姬离开了天宫，足踏祥云，飘飘然下到一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地广人稀的都庞岭腹地、风光迤丽的水乡，这就是普美村。瑶姬与下界的人语言概不相通，可是凡人待客特别讲究礼仪。尤其是姑娘们人人心灵手巧，个个聪明能干。虽然语言不通，但都相处甚好。
人间的姑娘们擅长描花乡朵，纺织花带、花被。她们织绣的绣鞋花、衣边花、头巾简直比天上的彩霞还要绚丽美妙。姑娘们穿上自己纺织的五彩衣裳，灿如明霞若天仙。瑶姬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拜她们为师。瑶姬觉得这里的姐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不识字，言不达意，意不能书。瑶姬想帮助她们提高言情记事的能力，便回到了天廷，把一套复杂的天书搬了下来。姐妹们虽然想学，但一个个目不识丁。瑶姬又把这深奥的天书一一简化，并与女红刺绣结合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读唱，使这些貌若天仙的姐妹们一个个能识善写，作诗绘画，读唱自如。自此，这个改变了的天书在女人中间传递，男人不屑一顾，也不识用，因此就定名为“女书”。
第二种
传说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妇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九斤，故取名为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自幼天资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她还异想天开地造出了写土话的女字。所以义年华在回答来访者时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第三种
传说宋朝时荆田村出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名叫胡玉秀（有的说叫胡秀英），后补选入宫为妃。进宫后不久，遭冷遇，苦闷异常。她想写信回家倾吐苦情，又怕太监发现。于是心生一计，根据女红编了一套文字，以歌咏体写在手绢上捎归，并嘱咐亲人：要斜着看，要用土话的音来读。于是这种文字就在妇女中传开了。
但根据地方志上所说，胡玉秀并非入宫为妃，而地方志中提到她的名字，是以她的弟弟的姐姐表述。胡玉秀的弟弟进朝为官，後返老归隐，朝廷赐一房宅。有传言说，是为其姐，由其地方志可看，此说并没有根据。
第四种
传说是盘巧创造的。很久以前，桐口出了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名叫盘巧，她三岁会唱歌，七岁会绣花。她唱的歌令人陶醉，绣的花能以假乱真。后来她被官府劫往道州。为了向家人报信，她煞费苦心，根据女红图案造出字来，写了一封信让一条爱犬带归。同村的女友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信解读出来，从此这种文字就代代相传下来了。难怪义年华说：“男儿有志在千里，娇娘岂可让须眉？”
江永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上，其作用为自娱自乐、歌堂对歌、书信往来、宗教祭祀、结拜姊妹、诉写苦情、记传等。江永女书作为妇女的贴身、隐私物品往往是人死书焚或随葬，所以至今无法找到流传三代以上或更早的作品，因而女书究竟产生于何时，其真正的渊源何在，女书与甲骨文的关系，女书与瑶族的关系等等，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成了不解之谜。
据有关考证，“女书”起源于史前陶文，发源地应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尤其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或商县一带可能性更大。“女书”可能是当年居住于陕西商县一带的苍梧族南迁带到湖南江永山区的古老文字。那么，中国文字史至少应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阶段算起，距今约有六七千年历史，比甲骨文还要早3000多年。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前陶文是世界上最早的古老文字。陶文考古学的年代证明“女书”的起源年代，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女书”也是世界上的古老文字，而且是活到今天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文字史上的奇迹。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江永女书是女子创造的，反映了妇女们的心态。
还有的说法是，女书是汉字和瑶族文字的变形体。由于大部分女书都因书写者死亡，被焚烧或陪葬，所以女书为及其稀有的文字。 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旧思想使当地女性不可以读书识字：即她们所谓的“男书”，所以当地的女性发明了女书，以作为姊妹妯娌之间交流的通讯方式。而一般男子亦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而不屑一顾。女书的存在已经超过数百年。
形式和内容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的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虽然载体不同，但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古意盎然，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书写呈长菱形。
其内容多是描写当地妇女的生活，还用来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新娘回门贺三朝等，文体多为七字韵文。每逢节日，女人便聚在一起，吟诵女书作品。没有规范的教材，没有正规的教师和学校，全凭世代用手抄写，民间又有将之殉葬的习俗。
女书作品主要内容是写婚姻家庭、社会交往、幽怨私情、乡里逸闻、歌谣谜语等。也有的编译成汉字的唱本。女书记载的叙事作品就内容而言，并非女性所独创，但通过口头传承进入女书后，便成了女性心灵世界的投影。作品完全用写实手法自叙自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美好意愿在黑暗中化作泡影的悲苦境遇，并请出民间传说中的神灵帮助逢凶化吉。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不仅都是个性张扬的“女强人”，强烈要求和男性地位平等，而且她们极端厌弃鄙视男性所热衷的功名富贵。 《女书传奇》，欧阳红艳编著，永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董石桂主编，山东省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是《永州这本书》丛书之一。永州市文联限量发售。内容如下：
一、“女书”之乡
（一）江永县及其“三千文化”
（二）“女书”的分布与发掘
二、“女书”探奇
（一）“女书”的产生及其本质特征
（二）世界上独特的女性文字
三、女书习俗
（一）做女红
（二）坐歌堂
（三）结姊妹
四、“女书”艺术
（一）“女书”的文学特色
（二）“女书”的书法艺术
五、“女书”传承
（一）“女书”的传承方式
（二）“女书”传人
六、“女书”保护
七、“女书”原作
《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周冶陶、宫步坦编著，明华印书馆2009年2月版，本书详细记录了女书1982年被发现的经过，女书中的情感、信仰与艺术，女书的传承与保护，与女书有关的女性习俗等内容，并分篇介绍了著名的女书传人、著名的女书研究专家和著名的女书书法家，还对湖北新发现的几种未识别文字进行了介绍。
女书是一种由民间妇女创造的文字，未经规范。《女书通——女性文字工具书》2007年出版，以女书标准字作为规范方案。《女书通》具有女书译汉字与汉字译女书两种字汇的功能：通过女书标准字音节索引可以查出：江永土话的每个音节、每个音调，有哪几个对应的女书文字，它们中间哪一个是标准字，这个女书标准字的标准书写方法是什么；通过女书标准字笔划索引，可以根据一个标准字查到它所能代表的多种汉字意义，也能够查到它的多种同音字，还能够查到它在其他7种女书字典或字汇中的写法；通过汉字译女书索引，可以查出与一个汉字相对应的女书标准字怎么写，怎么发音，与这个汉字对应的女书标准字有哪些同音字。
《中国女书合集》赵丽明主编中华书局，所收资料占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的90%以上。另外一本女书专著《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十集不分卷 赵丽明主编、周硕沂译注、陈其光译注校订。包括：贺三朝书八十二种、自传诉苦歌三十六种、结交老同书二十二种、传说叙事歌三十二种、祭祀歌七种、婚嫁歌五十六种、民歌八十七种、谜语四十七种、翻译作品二十九种、书信三十种
彭泽润著作《江永女书文字研究》，岳麓书社2011年出版。内容简介：作者长期关注民族地区的语言和文字，并且深入田野做了大量调查工作。这项研究成果针对湖南南部的江永、江华等瑶族聚居地区的女性专用文字，作者经过统计分析，认为这种文字属于一种不成熟的音节文字，属于表音文字。以往女书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女性学和社会学研究，即使做文字研究也多是资料性的，研究者是语言学专业出身的少，因此这是关于女书文字理论研究最专业的成果。 1982年，由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宫哲兵随即在1983年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1986年宫哲兵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21世纪初，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就在“女书”在最后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已于2003年底落户江永。
2001年5月18日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座谈会暨全国女书学术研讨会提出“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
2004年9月20日，阳焕宜——最后一位女书老人谢世 “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化石”，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要价值。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坐歌堂、女红、婚礼贺、三朝书等说明，女书具有习俗功能、礼仪功能。礼仪是社会价值观的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这种礼俗化的凝固，使女书文化由女性的需要成为全社区的必要。
农事歌、儿歌等说明，作为母亲文化，女书具有教化功能、传授功能。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历史知识、生产生活技能以及道德培养，只能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自己的体验以及民间文艺的欣赏来获取。女书作品内容的丰富，不仅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陶冶。同时，也传承了知识、伦理。 高银仙（已去世）
义年华（已去世）
阳焕宜（已去世）
何艳新
何静华
胡美月
欧阳红艳
蒲丽娟
林莹 （目前何静华、蒲丽娟、林莹是三代女书自然传人）
相关电影、歌曲
《雪花秘扇》根据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同名英文小说改编，讲述发生在清末和当代两段女人之间的凄美情感故事。现代戏里，尼娜和苏菲是很要好的朋友，偶然的机会苏菲从姑姑口中听到了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的湖南江永，女人必须缠足，生活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她们彼此间拥有独特的沟通密码：女书。有些少女结为“老同”，在扇子或巾帕上绣写女书互通心迹，她们如同精神上的婚配，情谊可延续一生。在姑姑的组织下，苏菲和尼娜结为了“老同”。时光回退到1800年的江永，百合与雪花年仅7岁便结为“老同”，在历经饥荒与叛乱后，她们一同省思媒妁之言的婚姻，以及为人母的悲欢，在彼此身上找寻慰藉。然而一场误解的产生，让她们终生的友谊遭到崩解的威胁……
由上海电影集团和福克斯探照灯等联合出品，传媒大亨默多克之妻邓文迪与米高梅主席之妻弗劳伦斯·斯洛恩监制，著名华裔导演王颖执导的影片《雪花秘扇》，已定于2011年暑期档公映。此前影片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外媒曝光过几张现代戏部分李冰冰、全智贤的剧照。
“女书”作为“老同”交流的工具，只写在折扇及巾帕上，只在女性间流传，不为男性所识。据了解，片中李冰冰、全智贤均有不少书写女书的镜头，因女书字型奇特，实拍前两人均做足功课，彻夜练字。李冰冰透露，她曾练了数个通宵，只为写出一手秀丽娟细的女书，“平时我也爱练书法，但女书和汉字书法不一样，它算是一种‘化石’级的文字，看起来有点像甲骨文，光是熟记字形就得花去好多时间。我专门练了几个通宵，手时刻要端着，每次练完手都会酸到发抖。”
高校女生设计“女书”旗袍获国家专利
2012年11月15日，5名湖南女子学院的学生身着“女书”旗袍在校园里亮相。据这5套旗袍的设计者周京晶介绍，“女书”旗袍分为红、黄、青、蓝、紫五件不同颜色的，旗袍上有大小不一的“女书”，相互构成精美、秀丽的图案。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5件女书旗袍分别获得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女书”是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部分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只在妇女之间使用的神秘文字，当地称之为“女字”。图为五种不同颜色的“女书”旗袍齐亮相。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女书》由谭盾与费城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完成，5月29日在深圳首演。
湘南古老文化的声音诠释
费城交响乐团5月29日首演深圳，恰逢雨后气温的报复性反弹，与听众的高涨情绪都热一块去了。深圳音乐厅外的那条马路，因大批观众驱车前来而出现严重的拥堵。音乐厅地面、地下两个停车场外加一个临时停车场都已塞满，很多人被迫绕行至对面的图书馆地下车库慢慢排队，造成至少上百人的迟到。他们中半数以上错过了《女书》。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女书：女性神秘之歌》被列入了费交首次深圳音乐会的重中之重。这是最富创意的华裔作曲家谭盾的新作，他将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山区一种古老而不可思议的女性文字，升华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而用史诗般的音乐语言，创作出一部完全由西洋乐器演奏的大型交响曲。而与之合作的全球首演者，竟是美国享有盛誉的费城交响乐团。
奏完中美两国国歌后，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再次快步跃上指挥台。他左侧的独奏家位置，端坐着竖琴演奏家伊丽莎白·海侬。这位身着鲜红抹胸长裙的金发碧眼高挑女郎，怀抱古色古香的琥珀色竖琴，仿佛一尊光彩照人的灵动雕像。接下来的音乐表明，无论是舞台视觉还是音乐构成，她和手中的竖琴，都是作曲家想要特别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符号。
音乐开始。以小提琴高音区空灵的滑音为背景，竖琴叮咚作响，仿佛一个古老传说由远处慢慢飘来。音乐是先锋的，现代的，旋律一下难以捉摸。但不久竖琴就靠向中国传统，耳边响起五声音阶和中国古韵，以及像古筝一样的“扫弦”和拨奏。这声音伴着老奶奶的歌声，和着女人的哭泣，贯穿始终，有时优美动听，有时只是一个声音元素。我不由猜想，谭盾用这很少出现在前台的弹拨乐器领衔整部作品，是想用颗粒状的不连贯音符，去描摹古老女书中的点点墨迹吗？而被强化了的女性演奏家身份，是否也暗示女性文化的现代化传承——女书毕竟是世界上唯一标有性别印记、由女性书写和使用的文字。或许，她就是“女书”的象征？
这部约50分钟长度的交响曲，由13个标题乐章组成，乐章之间隐含戏剧性的逻辑联系，并一如既往地借助声光电，构成一组三维空间，意图通过多种感官刺激，激发和调动听众丰富的联想。与谭盾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是，这部作品引入了乡村原生态歌声，与大型乐队的现代曲风形成鲜明的对照和有趣的交融。也亏谭盾想得出，他用舞台上方的三块小银幕，播放乡村老太和女人原唱音像，而让指挥带领乐队去追随、应和、互衬、交融。为此，指挥面前还特别摆放了两只小音箱。湘南女性沟壑纵横的面孔，泪流满面的表情，淳朴自然的吟唱，苍凉中浸着喜悦，嘈杂里透出孤独，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感染力。谭盾一个多月前在微博中说，《女书》美国首演时引起轰动，此前还说费交一些乐手在排练时流下了眼泪。这我都相信。这样一部绚丽作品，本身并存着新奇与感动。
13个乐章中，我个人更偏好《深巷》、《女儿河》、《培元桥》、《活在梦里》等乐章。在我看来，理由很多，如它们更具音乐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和声、配器及旋律的走向更令耳朵获得愉悦，主要靠音乐本身具有的感染力打动人等。当然还有“女儿河”里的水。画面上，那个女书村庄被水环绕，谭盾的独门乐器“水”便再次发挥用场。两位美国打击乐手，全神贯注地遵循乐谱上的节奏，双手在水盆里整齐划一地撩动、拍打、滴漏，潺潺水声与音乐声，融为一体。
谭盾是聪明且有战略眼光的。两年前他决定推动女书“申遗”，构思完成了这部作品，随后获得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和日本NHK交响乐团的委约，又去一些国际艺术节展示，用音乐这最无国界的通用语言，一步步将女书文化推向世界。
下半场是乐迷们殷切期待的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这是最能体现“费城之声”的费交经典。如果说，在《女书》中，指挥雅尼克还有一点拘谨(在相当多的篇幅里，他只能被动地跟着银幕走)，“柴六”则令他瞬间进入了挥洒自如的自由王国。这位精明壮实、活力四射的小个子，以强大的控制力和煽动力，将老柴音乐的张力挥发到极致，特别是第三乐章。第一乐章的独奏黑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音色的微妙变化与气息的精确控制，赋予这木管乐器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也许期望值过高了点，我对乐队细腻层次的把握略觉不足，尤其是第二乐章那段著名的大提琴齐奏，我脑子里总不由自主地闪现小泽征尔指挥柏林爱乐的片段。两相比较，我更喜欢小泽的版本。尽管如此，这个“柴六”还是让深圳听众过了一把顶级乐团的经典之瘾。中场休息时，有几位文化界朋友议论说，费交首次来深，应多演这类经典，这才是人们对它最大的期待。相信这样的想法颇具代表性。
加演曲目还是老柴作品，选了歌剧《尤金·奥涅金》中的《波罗乃兹舞曲》。这是音乐会最常听到的保留曲目之一，其轻快优美与《悲怆》形成强烈反差，为当晚这场音乐盛宴划上圆满的句号。 ◎ 辜晓进
目前来说是没有已有的理论作为依据的。
新空间1025实验室，是属于由正统学术界人员参与，但属于民间机构的组织。
人体科学属于未知的领域，对于未知领域的研究，步骤如下：
1.通过现象（1979年在四川省发现唐雨能够用耳朵认字），进行猜想。
2.通过猜想，设计实验。
3.通过实验，印证猜想。
4.通过具有一定准确性的猜想，设计可重复性实验。
5.通过大量可重复性实验，得出研究成果。
新空间1025实验室所有实验，皆按照以上步骤得来。
实验室（Laboratory/Lab）即进行实验的场所。实验室是科学的摇篮，是科学研究的基地，科技发展的源泉，对科技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验室按归属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属于大学或者是由大学代管的实验室；第二类实验室属于国家机构，有的甚至是国际机构；第三类实验室直接归属于工业企业部门，为工业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服务。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依托一级法人单位建设、具有相对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权的科研实体，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实验室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
国务院部门（行业）或地方省市科技管理部门是行政主管部门，实验室依托单位主要以中科院各研究所、部属高校、重点大学为主体；另有建在企业（中央企业为主体）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利于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江永女书文化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它起源于中国南部湖南省的江永县．所以又名江永女书．历史上主要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传承的神秘文字，男人无法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女书面临着濒临灭绝的境地，现在女书基本上只是在一些农村老年妇女中使用，濒于失传，1982年，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女书，震惊世界．
故选A．
起底“新空间1025实验室”
看过张洪林的解读，相信大家一定对另一个问题也很关心：宣称搞出如此“惊天”成果的这个“新空间1025实验室”究竟是个什么机构?
首先，北京科技报 | “科学加”客户端记者找到了这个“实验室”成立之初在网上发布的一则由宫哲兵执笔的“公告”。
根据公告内容可以得知，这个“实验室”正式成立于2011年12月5日，性质为“民间研究室”。发起人有四位，分别是云南大学教授朱念麟、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邵邻相和杨州职工教育大学副教授印大民。按照公告发布时的口径，朱念麟作为当时的召集人，同时也是未来的实验室主任。
之所以取名为“新空间1025实验室”，按照媒体的报道，含义有两层：“新空间”代表另一个“隐形空间”，“1025”则指的是决定筹备成立“实验室”的时间—2011年10月25日。
“新空间”其实就是一间十余平米的老宿舍
在前面提到的视频中，宫哲兵曾经着重介绍了“实验室”对儿童“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并列举了诸如“飞舞的火柴”“离体认字”“透视眼”等具体的事例。
这个“高大上”的“实验室”究竟是什么样的?真有那么神奇吗?其实早在多年前，云南省昆明地区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都市时报》就派记者对这个实验室进行了探访，并现场对“超能力”进行了观察和测试。
根据《都市时报》2012年10月30日A27版刊发的报道，“新空间1025实验室”的创办人朱念麟，真实身份是云南大学物理系的退休教师。报道称，10月24日，《都市时报》的记者来到“新空间1025实验室”，地点就在云南大学一栋老宿舍楼中，是一间十余平米、摆放着简单家具的房间。就在那里，朱念麟向前来探访的记者展示了“实验室”近一两年对儿童“超能力”的“培训记录”。
当时探访的记者看到，每一个学员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收集了每次的实验记录。记录以表格形式填写，第一栏是学员写下的利用超能力“认出”的文字或符号，第二栏粘贴着展开的小纸片，二者的内容大体相符。后面还有“培训老师”的签字和说明，比如“手心认字”或“离体认字”，少数注明未能成功辨认。一些表格上还粘贴着折断的火柴、写有字的火柴、树叶、打开的别针或其他“实验”中使用和发生变形的物品。
根据报道，当时朱念麟还拿出被剪断的回形针、嵌在塑料壳中的红色指印、拧上螺帽的螺丝……并一一讲述来历：“这些几乎都是小学员们不使用正常工具或不接触物品，就能达到的效果。”
记者见证“离体认字”，当场发现纸条被“掉包”
《都市时报》报道称，2012年10月28日上午10点，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实验室”，3个女孩已经来到实验室，两名12岁上下，一名不到10岁，由母亲陪同。除朱念麟外的两名女老师做了自我介绍，一名王姓老师，也是其中一个女孩的母亲。另一名张姓老师告诉记者，其他小孩有事不能来。
3个小孩都是“老学员”，在这里“培训”了至少一年以上。按朱念麟的说法，“认字”是基础训练，培训过一段时间的小孩都能较轻松完成，“意念折断火柴”等难度较高，会在基础训练后进行。
认字分为“手心认字”和“离体认字”。张老师打开装着纸片的糖果盒，掏出折叠好的纸片，递给每个女孩一张。按照规定，受试者要将折叠的纸片握在手里，“感应”上面的文字或图案;待孩子“认出”后，再每人换一张纸片，此时要求孩子不接触纸片认出。
当时在现场的记者这样描述所看到的场景：“3个小学生注视着纸片，开始了透视的工作。3人有时凝视着纸片，有时彼此交流，小声耳语，有时把脸伏在桌面上，像是累了休息一会儿，有时弯腰把头伸到桌子下面。指导教师与外来考察者也在不停地说话，好像暂时忘记了测试工作。”
3个小孩在十几分钟后陆续完成了“手心认字”，答案无误。“离体认字”的过程稍久，最终也都“认了出来”。在第一个女孩完成“离体认字”后，另一个女孩也在纸上写出文字。而当记者伸手去拿折叠的纸片确认正误时，女孩阻止了记者，告知“还没写出来”。很快，两个女孩将写出的字和纸片交给记者，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纸片。第三个女孩最后交出的纸片经过记者辨认，发现也已被替换。
“高难表演”未能完成，匆匆结束“培训”
“离体认字”结束后，接下来朱念麟要求3个女孩“表演”较有难度的特异功能：一个不打开空药瓶、折断放在里面的火柴，另一个不打开药瓶、在里面的火柴上写字，第三个不打开书本、认出指定的某页某行的前几个字。
《都市时报》报道称，当时女孩们表现出为难，不过在老师们“你们以前都做到过，集中精力就能做到”的鼓励下，没有过多拒绝。
被安排在火柴上写字的女孩则提出了要求：由自己挑选火柴，并且写的字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要求均被满足。
大约一刻钟后，3个女孩都没有进展。老师们表示，她们可能因为一段时间没有训练，状态不佳。临近11点半时，老师们提出接下来有其他活动安排，匆匆结束了“培训”。■
网页链接
我还看见另外一篇报道，记者采访了里面研究员，研究员还说发现里面学生作弊，你再查查里面成员和最近鸡蛋反生和杨德贵的关系你就明白了。
宫哲兵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宫哲兵1025试验室、宫哲兵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